Big Boys Gone Bananas!* 正面蕉瘋

昨天去cnex的紀錄片論壇，看了"Big Boys Gone Bananas!*"（中譯：正面蕉瘋）。

故事源於2009年瑞典紀錄片導演葛登(Fredrik Gertten)的作品"Bananas"（中譯：香蕉啟示錄），內容是記錄律師Juan Domingez代表尼加拉瓜蕉農向美國Dole and Dow公司提出告訴，該公司使用違法的、被證明會使男性不孕的殺蟲劑，施灑於該地區的香蕉田。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大官司，如果Juan贏得此判決，他將是使美國企業要於在海外部分擔起賠償責任的首位律師。這是當年全球關注的重要官司。

Bananas!*介紹（英）

而這部紀錄片於2009年洛杉磯電影節獲選為參賽片，但Dole公司卻因為該片有損害公司名譽之嫌，對導演、電影公司及電影節主辦單位施加壓力，以警告信函揚言要控告和這部紀錄片有關的人士。最後，洛杉磯電影節迫於壓力，讓該片不參與競賽，而且要在播放前宣讀一段說明「此片內容不實」的聲明。




Dole公司想盡辦法威脅與該片相關的人士，製造一面倒的輿論，還請人撰文批評，企圖不讓該紀錄片上映、發行，甚至連網站都最好可以關掉。但其實Dole公司的人甚至沒有看過紀錄片的內容是什麼，就發黑函說「這部片是個謊言，導演是個騙子」類似的話語。在紀錄片於洛杉磯影展放映以後，Dole公司正式對導演和電影公司提告。





（在導演收到威脅信函的同時，他們隨即雇用了隨身攝影師跟拍整個過程，也就是新片Big Boys Gone Bananas!*的由來）


Big Boiys Gone Bananas!*

影展過後，導演回到家鄉瑞典，當地的新聞報出了「瑞典紀錄片導演被美國企業提出告訴」。 瑞典國內開始關注這件事，國會議員Mats Johansson與Luciano Astudillo決定在國會放映這部紀錄片，引用瑞典尊重言論自由的法律，不分黨派，瑞典國會團結一致地向Dole公司提出撤銷告訴的要求。同時，瑞典有個部落客在得知這個消息以後，發現瑞典境內的速食店竟然販售Dole的水果沙拉，寫信向速食店執行長反應，於是速食店將Dole的產品下架。




這齣香蕉風暴越演越烈，在瑞典社會引起極大的討論，但很顯然地，瑞典社會並不買Dole的帳，無論Dole以什麼方法想要粉飾太平，就連國會都出來為導演說話，捍衛自己人民的「言論自由」，最後Dole終於撤銷了告訴。







其實，在之前的法庭判決中，Dole的執行長已承認他們在尼加拉瓜的香蕉園中所使用的農藥可能是對人體有害的，這一點證據怎麼樣也不能否認，而且都放在紀錄片裡了。只是他們絕不想讓這樣的消息走漏影響公司名譽。花個區區幾百萬請幾個律師公關印個幾萬份文宣寄幾封email，以挽救幾十億的業績，怎麼算都要做：利益當前，其他都可以擺一邊。




Dole的副總裁本來就是該公司的法律顧問，而公司還請了外面的公關公司幫忙宣傳（打壓）對公司不利的言論，譬如寫信「關心」有寫相關報導的媒體記者、寫信揚言要告洛杉磯電影節，訴諸電影公司、製作人的財力狀況...就是想盡辦法要讓負面的聲音消失，讓這部紀錄片的無法放映、發行，說穿了，就是要讓人們「聽不到」這些聲音。所以這形同於妨礙他人的言論自由。










因此，本來紀錄片的焦點應該是擺在殺蟲劑與生命受到危害的議題上，卻轉變成了言論自由的問題；本來的受害者是那些蕉農，但現在還波及到導演與電影公司。實在有點荒謬，一個國際公司不願意承認並解決已經犯下的錯誤，反而是試圖將那個把錯誤供諸世人的紀錄片想辦法撲殺掉。因為利益的世界裡沒有對錯，只有利益還是利益。




所以紀錄片也訪問了專業的公關公司顧問、遊說專家剖析Dole公司的作為。現今的大型企業多設有公關部門或請專人負責維護公司形象，而這些頂尖的公關人才可能是退休的情報員、行為心理學家...，用的也是迥異於以往的公關手法，必要時不擇手段，像是在網路上使用假身分抹黑對手等等技倆都玩得出來。




譬如，Dole公司便寄了封信給製作人，先是以溫情表示如果製作人願意出來承認這部片子是部謊言的話，他們願意竭盡能力協助製作人與導演切割，但在信末又附帶一句「我們很關心你的財務狀況」，看似關心但實則威脅的話語，想分化敵人陣營。



幸而導演真是聰明人，請了高明的公關與律師，冷靜的打了漂亮的一仗，先是反告Dole公司妨礙言論自由，又讓Dole公司撤銷對他們的告訴，後來才是他們也撤銷了對Dole公司的告訴。（也因為導演和律師在打官司的這一年來每天都用Skype聯絡，那鈴聲幾乎都要變成了配樂）




雖說整部片的節奏是穩定而有自信的，但我想真正身置官司之中的影片製作團隊應該還是覺得很累吧。必須謹言慎行，又要摸清楚敵方路數以便應對，實在需要極大的理性與意念支撐下去。





而整部片裡最讓我感到震撼的一件事，並不是跨國企業為掩飾自己過錯而表現出的惡行惡狀（題外話：這部片讓我想到喬治克隆尼的"全面反擊"Michael Clayton，當然更早的永不妥協也是相似的題材），而是瑞典社會對此事件的反應。


從瑞典國會議員聲援導演，在國會放映紀錄片並連署聲明撤銷告訴的要求，到瑞典的部落客、消費者抵制Dole公司的產品販售，這在在顯示了一個相當成熟的民主社會水準。如果相同的事情在台灣發生了，會有多少人知道這部紀錄片？有多少人會真的寫信去速食店反映，要求產品下架？而台灣的立法委員、議員們有可能在下班時間留下來看一部紀錄片，不分黨派利益的去為捍衛憲法所保護的權益嗎？


我的心裡有個悲觀的答案。我想可能連在美國，這種狀況要有好的下場可能都是未知。當企業、媒體、政府三者聯合想要欺瞞人民的時候，就真的是如隻手遮天般輕而易舉了。以往我們寄望著媒體這個獨立的第四權、無冕王可以揭露真相與不公不義，但在對廣告機制的依賴，與政府企業都將手伸進媒體掐著他們的錢脈的狀況下，這種期待要落空了。





還能冀望什麼？哪裡會有真相，誰願意冒這個風險去揭那些無能人補的瘡疤？


然而，誠如導演所說，公平與正義是需要不斷被訴說的，即使身陷官司還是要堅持下去，用對策略，小蝦米也有反吞大鯨魚的一天，也才看得到這部精采的紀錄片。